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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安的選擇,我們的擔當 ——讀《長安十二時辰》有感
天寶三載的上元節,長安城陷入了一場空前的危機。在二十四小時的倒計時里,有人為了權力勾心斗角,有人為了利益背信棄義,但也有人為了這座城市的安危,做出了艱難而偉大的選擇。作為一名國有施工企業的員工,當我沉浸于《長安十二時辰》的緊張敘事時,看到的不僅是懸疑與反轉,更是一場關于“小我換大我”的深刻人性拷問。這不僅是大唐長安的選擇題,也是我們在施工現場、在項目部、在企業改革發展中必須面對的現實命題。
在“小我”與“大我”之間
龍波與張小敬,同為第八團幸存者,同歷生死劫難,卻走向截然相反的道路。龍波的憤怒源于信仰的崩塌——他曾為大唐浴血奮戰,卻發現朝廷視底層如草芥。他的報復指向整個長安城,指向那個高高在上的圣人。而張小敬的選擇則更為深沉:即便身處死牢,即便被昔日戰友視為叛徒,他仍堅持“都救”——圣人與百姓,都要救。龍波忠于的是作為符號的皇帝,當這個符號背叛了他,他便只剩毀滅的沖動;而張小敬守護的是活生生的人,是長安城里的每一個平凡生命,這種守護不需要回報,也不會因外部環境的惡劣而動搖。龍波困于個人恩怨的“小我”,張小敬則抵達了心懷蒼生的“大我”。
劇中,最讓我動容的是主角張小敬的選擇。他是一個死囚,本可以置身事外,但他選擇了挺身而出。在查案過程中,他面臨著無數次的取舍:為了從葛老口中換取關鍵情報,他不得不犧牲了自己的“暗樁”——那個對他無比信任的小乙。當張小敬顫抖著說出小乙名字的那一刻,他的心在滴血,斷指謝罪的痛不僅是對兄弟的愧疚,更是將“拯救長安幾十萬人”這一整體利益置于個人情義之上的悲壯 。
同樣,靖安司司丞李必,這位少年天才,心心念念想做宰相護佑天下百姓。可當危險來臨,他的每一個決策都必須將太子安危與長安百姓放在天平上稱量。即便被誤解、被背叛,他也未曾放棄守護長安的職責。在他們身上,我們看到了一種超越個人得失的信仰 。
反觀劇中的元載,則是一個典型的反面教材。他機關算盡,利用身邊一切可利用之人攀附權貴,所思所想皆為個人的飛黃騰達。正如《中國紀檢監察報》所評:“莫將心思用錯地方”,這種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盛世或許能鉆營上位,但在歷史的評判面前,終是跳梁小丑 。
工程人眼中的“長安精神”
作為工程施工單位的一員,看著這些驚心動魄的抉擇,我不禁聯想到我們的工作崗位。我們雖不在烽火連天的戰場,也不在危機四伏的長安街巷,但“小我換大我”的精神內核,卻如同一根紅線,貫穿在我們每一項工程的始終。
在荒無人煙的戈壁灘,在峰巒疊嶂的深山溝,在大都市喧囂漸遠的城鄉結合部,我們企業員工常年與家人分離。有的同事錯過了孩子的出生,有的無法在父母病榻前盡孝。這是個人家庭的“圓滿”與企業工程建設的“大局”之間的取舍。正如張小敬為了長安百姓犧牲小乙,我們也為了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“長安城”,犧牲了小家的團圓 。
“不退”,是第八團的軍令,也是聞無忌留給張小敬的精神遺產。這兩個字看似簡單,執行起來卻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。在烽燧堡,第八團選擇了不退;在靖安司,崔器選擇了不退;在全城危亡之際,張小敬選擇了不退。正是這一個個“不退”的小我,最終守住了長安這座大城。施工現場常遇技術難題,或極端天氣的挑戰,這時候需要的是“抱團取暖”。評優評先的名額有限,晉升通道有時擁擠,若人人計較個人得失,爭功諉過,項目便無法推進。只有像李必和張小敬那樣“不退”,心往一處想,勁往一處使,才能筑起萬丈高樓 。
作為一名政工干事,我的職責就是將這些感人的事跡挖掘出來,將“整體利益高于一切”的種子播撒在每一位員工心中。我要做的,就是成為劇中的那個“望樓”系統,不僅要傳遞信息,更要傳遞信念,讓每一個身處一線的工人都明白,他手中砌起的每一塊磚,都是在為國家建設的“長安城”添磚加瓦。
國有企業員工的“大我”
《長安十二時辰》雖然講的是一個古代反恐故事,但其內核卻具有永恒的價值。長安城之所以能在十二時辰內轉危為安,靠的不是某一個英雄的單打獨斗,而是無數人在關鍵時刻選擇了“大我”。
在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今天,我們同樣面臨這樣的考驗。面對企業轉型的陣痛,是選擇安逸的舊崗位,還是勇敢地學習新技能奔赴新戰場?面對企業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沖突,是把公司的事當“副業”敷衍,還是把崗位當“主業”堅守?
張小敬的那句“不退”,應當成為我們每一個國企員工的精神底色 。當我們把個人的前途命運融入到企業的前途命運中,把企業的整體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前,我們就會發現,企業這個“大家”好了,我們的“小家”才會真的好。
掩卷沉思,劇中那驚心動魄的十二時辰已然落幕,但現實中的“長安”卻日日都在上演新的故事。作為一名政工,我將以劇中那些為了守護長安而發光發熱的人物為榜樣,立足本職,引導廣大員工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、局部與整體的關系,讓“小我換大我”不僅僅是一句口號,而是融化在血液中的行動自覺。
畢竟,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企業這座“長安城”的守護者。只有眾志成城,方能基業長青。
